污染环境刑事案件中涉气类仅占1.03%且总体刑罚

文章作者:合肥律师网 | 201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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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1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对于委员提出目前全民共治领域中法律普及宣传和司法执行实效性还有哪些瓶颈问题,参会的司法部和“两高”负责人均作出答复。最高法副院长副院长江必新直接指出,从2016年至今,全国法院共审结污染环境的刑事案件3489件,其中涉气类仅36件,在整个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占比仅为1.03%,且污染环境的刑事案件总体刑罚偏轻。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也坦言,尽管有立法和司法解释,当前也还存在污染环境罪标准认定的难题。

  
  司法部:加大力度处罚违法行为并公开报道是最好的法治宣传
  
  询问是人大监督的法定形式,自2010年6月首次开展专题询问以来,专题询问也日益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依法进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的工作亮点。比起执法检查、听取审议工作报告等形式,专题询问主题明确,更突出针对性和时效性,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国务院及其部门负责同志直接面对面,即要求提问抓住关键和要害,不回避矛盾,也要求应询人直截了当、实事求是地做出回答。
  
  作为本届常委会开展的首次专题询问,今天的专题询问过程中,与会人员进行了直面问题的坦诚交流。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冯军说,这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很多问题都与全民共治存在着短板和弱项有关,他认为在全民共治领域里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法律要求、法律精神的宣传普及,二是执法司法的实效性。“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在建设健全全民共治体系、推动有效普法,提升环境执法司法实效性方面,还存在哪些瓶颈性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准备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
  污染环境刑事案件中涉气类仅占1.03%且总体刑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冯军提问)
  
  对此,司法部副部长刘炤首先回应,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七五”普法规划就已明确要求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宣传也是规划中的重要内容。
  污染环境刑事案件中涉气类仅占1.03%且总体刑罚
  (司法部副部长刘炤回答问题)
  
  下一步,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司法部将和生态环境部一起推动有关部门和地方制定普法的责任清单,落实普法的责任,同时,“我们认为最好的法治宣传方式,就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公开报道有关案件的处理,形成威慑力。”他说,司法部还将广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增强各方互动,让律师、公证、人民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司法鉴定等方面的法律职业者参与到普法活动过程中,通过答记者问、专家解读等方式积极回应社会各方面的关切。
  
  最高法:污染环境刑事案件中涉气类仅占1.03%且总体刑罚偏轻
  
  紧随其后,“两高”负责人分别就环境执法司法实效性分别作出回答。
  
  “从2016年元月至2018年6月,全国法院一共审结污染环境的刑事案件3489件,其中同期审结的涉气类污染环境刑事案件仅36件,涉及到67人,而人民法院每年的刑事案件是90万件至100万件左右,涉气类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在整个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占比仅仅是1.03%,非常之低,且地区分布非常不均匀,集中在江苏、山东、江西、福建,这四个省就占72%,同时,全国有16个省市没一件与大气污染有关的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介绍。
  
  从案件结构看,这类案件的特点包括,涉及的案由、罪名主要其中在非法走私废旧电子器械和石化类加工,真正涉及到大气方面排污的还很少,涉及到企业的也只有5件,而其实真正排污的大户还是企业。处理方面,包括36件涉气案件在内,3489件涉及环境污染的刑事案件全都进行了有罪判决,但有52%的判了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有48%的案件是判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污染环境刑事案件中涉气类仅占1.03%且总体刑罚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回答问题)
  
  “总体来看,判处刑罚偏轻。”江必新坦言,主要原因一是法定刑最高的就是七年以下,一般的就是三年以下,二是从法院的主观原因来看,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性仍缺乏深刻认识,对它的社会危害性,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性缺乏深刻的认识,且因大气污染的流动性、综合性、复杂性,有时取证困难,证据规则、标准不是太清楚,有时也疑罪从无。
  
  最高检: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有但犯罪标准认定仍存难题
  
  关于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取证难,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应询时也有补充。“大气污染排放结束了再去查证这个气体就难以查到,只能通过遗留的物质查证,比如遗留的燃烧电子元件,燃烧的晶体管、集成板如果还在,通过查证可以作为证据,如果燃烧的固体东西都没有了,取证就比较困难了。”
  
  谈及犯罪认定标准,他说,近年来立法中对此已有很大改进,“两高”在2013年和2016年,也通过司法解释对污染环境罪进一步细化,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不能证明严重,就不构成犯罪。通常严重的标准体现在人、财、物三方面,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十人轻伤,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以及排放的有毒物质达到三等,超过国家标准的三倍。
  
  “呼吸有毒气体,当场死亡的比较少,如果呼吸了几个月,出现了发病,那么发病的原因到底是个人身体的原因还是有毒气体的原因,这方面的证明比较难;再比如财产损失需要鉴定,像江西抚州有两个村民燃烧电子元件,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起诉,要鉴定到底对大气造成了多大损失,提交到了北京的一家机构,地方上相应的鉴定机构比较少;另外,国家废物排放名录往往规定的是化学名称,如甲苯等,平时行政执法机构查到违法行为之后,到底是不是含有这种有毒气体还要鉴定,不鉴定就无法判明。”张雪樵举例,这正是执法部门没有及时移交公安机关的原因之一,进而检察机关也难以进行下一步工作。
  污染环境刑事案件中涉气类仅占1.03%且总体刑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回答问题)
  
  此外,他也披露一组数据:检察机关连续四年专门开展以环境污染为重点的专项立案监督活动,从2017年至今,环境污染犯罪一共办理批捕案件4793人,起诉7613人。“江院长刚提到涉气污染犯罪仅有36件,可能存在统计方法不一样,水污染也好,固体污染也好,气污染也好,都是放在污染环境罪之中,在处理这些案件中,有些还存在着重叠的情况。”
  
  为提升办案水平“两高”将推进环境资源审判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针对目前瓶颈性问题的解决措施,江必新介绍,下一步司法审判工作将从多个方面加强。包括推进环境资源审判的专门机构和审判团队建设,同时探索环境审判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的归口审理制度,统一裁判尺度;推进环境资源案件的跨区划管辖制度改革,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并在现已制定十多项生态环境方面的司法解释基础之上,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进一步细化证据标准和认定严重污染的标准。
  
  还要创新裁判方式,“比如刑附民的案件,犯罪人也没有能力缴纳罚金,罚了他也交不了,最后就让他植树,劳务代偿,反响也很好。”江必新说,最高发也会继续发布环境资源案件的典型案例,指导各级法院统一裁判标准,并通过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审判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张雪樵则提出,检察机关将与法院建立协作机制,特别是对一些重大跨地区污染,比如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为避免地方干预,通过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司法协作机制,或者跨区划的行政公益诉讼、跨区划的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跨区域司法管辖机制,进一步加大对犯罪打击力度以及对大气污染损害的制裁力度、救济力度;同时加大专业化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特别是与环保、自然资源等部门探索建立专业人才的交流合作机制,提升办理大气污染案件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他在发言中也提出一些建议。如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和公益诉讼立法保障,特别是对污染环境罪的立案标准,“能不能做一些修改,比如把结果犯修订为行为犯,只要排放有毒气体就认定为犯罪”,以及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特别是环保执法,包括其他部门执法,希望通过机制建设信息共享实现行政执法部门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信息互联互通提高发现犯罪,打击犯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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